文｜刘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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手机在黎明前的黑暗里突然唱起了《二泉映月》，像睡梦中被马蜂狠蛰一针，我一骨碌从床上弹起，睡意早随魂魄私奔。来不及开灯，我把手伸向床头柜，果然是父亲来电话。不等父亲说话，我慌忙问：“爸，怎么了？我娘出事了？”
“你娘……她……她好像快不行了……”父亲明显乱了方寸，语不成句，没说几个字，就在电话那端哽咽起来。
我脑袋里嘭的一声，就像突然被一个炸弹袭中。一瞬间，天崩地裂，似乎全身的血液都喷出了体外，整个人晕晕乎乎，仿佛慢慢扩散成了一个空空茫茫的大洞。我用力摇了摇头，尽量使自己镇静下来。好一阵，我重新把手机放回耳畔，父亲仍在那头抽泣，因克制而显凝滞似伴有颤抖的那种抽泣。我对着手机大喊：“爸，你把电话挂了，我马上回来！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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摩托车突突的急吼惊起了楼房边大板栗树上的几只黑鸟，除了偶尔传来几声狗吠，以及远处李家墈上亮起的一点灯光外，整个村庄还在群峦绵延的环抱里沉睡。
我沿着檐沟绕过前面大门紧闭的二层楼房，直奔楼房后面的土砖老屋。
那一年，我30岁，弟弟26岁，一门两剩男，这可把父母急坏了。母亲跟父亲紧急密谋，咱老易家已连续两代出了老光棍，我们老两口就算砸锅卖铁，也绝不能让他们兄弟打单身！母亲固执的认定，现在的女孩儿太现实，她的两个儿子长相不坏，能力不差，可偏偏找不到媳妇，唯一的罪魁祸首就是家里没有一幢赶潮流的楼房。
母亲几次三番的向我和弟弟庄严宣告，我跟你爹绝不能做妨碍你们兄弟幸福、败坏老易家声誉的罪人！尽管我和弟弟也三番几次的恳求母亲放弃盖楼计划，并且向她老人家郑重承诺，我们兄弟保证分别在一年和两年内成家。可母亲的态度斩钉截铁，泰山不移，表现出了她一生中罕见的果决。
母亲平时不爱串门，用现在流行的话来说，属比较宅的一类人。但这次建房她完全豁出去了，不惜低声下气，满脸陪笑的四方奔走，筹款借钱。她把圈里的牛，栏里的猪，甚至她累了愁了常伴左右，善解人意地用头蹭她、用舌舔她，极尽亲昵，也被母亲称作“三儿”的大黑都卖掉了。可是建房资金仍远远不够。
那天傍晚，夕照缠绵，我正斜躺在卧室的棕梆子床上惬意地看书，父亲突然推门进来，却半晌没有动静。我问：“爸，有事？”父亲干咳了两声，仍然不说话。我撂下手里的书，惊异的望着父亲：“爸，您到底要干什么？”
“你娘让我来跟你说说……建房子的事儿，其他方方面面的事都已筹划周全，只差一个资金小缺口了，你娘的意思是……你能不能把你那点……”
“爸，我那点存款是留着娶老婆用的呀！”
父亲自讨没趣，弓着背悻悻走了。那一刻，我发现父亲又变矮了。
母亲用人不当，图穷匕现，只好亲自出马策反。她伶牙俐齿、喋喋哓哓的攻势，加上母命难违的道德绑架，也许还有丝丝冲撞父亲的歉意，我终于妥协了。至此，除了身无分文、存款为零，远在异乡打工的弟弟外，全家所有成员，包括已为建房献身的牛、猪、狗，都无一幸免的加入或被加入了筹款建房的统一战线。
从筹划建房到竣工装修，前后不到四个月，一幢时髦洋气的两层楼房在土砖老屋前面拔地而起，卓然鹤立。除去部分建材的赊账，还负债4万元，我当时每月工资元。我和弟弟忧心忡忡，母亲却眉开眼笑，豪气干云：“有了这个打门锤（门楣），我就不愁媳妇不上门！”
我和弟弟说话算数，仅用了一年半时间，我俩就先后结婚成家。事实上，20年了，我和弟弟对楼房真正有意义的使用，是在其间举行了两场婚礼。父亲和母亲，依然住在四十多年前建成的土砖平房里，他们不愿搬进楼房，说住老屋习惯了，不舍得搬。
3
母亲躺在那张老式棕梆子床上，被子被掀开在一边。床头柜上摆放了一只保温水壶和一瓶揭了盖的强效救心丸。脚端临窗的写字台上纵横着一大堆药品。父亲正俯身拿毛巾小心翼翼的给母亲擦拭脸上脖颈上的汗水。
我走到床边，喊了一声爸。父亲扭头看我一眼，“回来啦！”声调比平时要高，便挪开身子避到一边。
长期服药使母亲的脸明显浮肿，肚子高高耸起如一座纪念塔，腿却瘦成了两根细竹竿。我俯下身，握住母亲的一只手，像抓着一把老树根——她的手冷得像一块冰，类风湿病使她的指关节粗壮了两倍不止。
我轻轻唤了一声娘，母亲的肿脸苍白中泛着焦黄，湿漉漉的皮肤和头发在电灯下闪着光。母亲半张着眼睛望着我，紫黑色的嘴唇微微翕动，却听不见声音。整个人就像一块在水里泡了半个月的面包，虚脱绵软得如一团糊糊。我的眼泪一下流了出来，滴在母亲脸上，我用衣袖揩去母亲脸上的泪水，又拭了一下自己的眼睛，问父亲：“我娘这样子有多久了？”
“四天前的半夜里，你娘突然摇醒我，大声哼着说胸口痛，我扯灯一看，她脸上尽是汗，黄豆大的汗珠熬酒一样往外渗。我找来强效救心丸给她喂了一粒，然后要打电话给你，你娘拦着不肯，说旭儿既当爹又当妈，平时工作又辛苦，这大半夜的就不要打扰他休息了……”父亲说话，舌头上永远像趴了只千年老龟，慢慢悠悠的。
“那天亮了怎么也不告诉我？”
“吃了强效救心丸后，人就稳住了，你娘说每天吃一颗，连吃几颗就没事了。若是告诉你，医院不可，操心力还白花钱。没想到……昨天后半夜又……”父亲发觉自己在掀自己的遮羞布。
“你们呀！让我说你们什么好？”我举起拳头，咬牙切齿，最终只能狠狠砸向自己的大腿。
两年前，也是5月，村里有一半的水田已被机械和最后一头牛整平，等着插秧。这时母亲病了，住进了镇卫生院。持续三天的检查治疗后，医生建议我们医院去做进一步治疗，这等于是变相下达了病重通知。母亲拒绝转院，说：“我现在全好了，你们看——”她一边说一边从病床下到地上站起来转圈，母亲企鹅般的身材与笨拙滑稽的动作把哭笑不得的医生逗乐了，我在一边却哭了。
母亲执意出院，遭到全家人和舅舅、姨妈的一致反对，最终达成一个折衷协议：医院做检查，住三天就回。
医院住院部的19病室（心脑血管科），母亲才住两天就闹着要回家。第三天上午9时许，邻床的郭老师突然大汗淋漓，弓起背像只大虾在床上挣扎几下就不动了。下午两点钟，邻床的邻床，58岁的李妈接受心脏支架手术后回到病房，不到半小时，在复制46岁的郭老师那套动作后，也没动静了。母亲这才彻底安静下来。
主管医生要求母亲做支架植入手术，并提醒说，根据心脏造影，植入支架是最好的选择，再延误恐怕到时想做都难了。母亲坚持不做，想必李妈的死给她投下了阴影。
保守治疗到第二十天，母亲看到了漂亮的护士小医院催款通知单，脸色大变，当即要求出院，比当年要求盖楼的态度更坚决。
在母亲出院当晚，我关闭了手机定时开关机的功能，从此保持24小时信息畅通，也从此，祈祷二字贯穿我的全部生活。
为了让父亲充分认识到母亲这病的特殊性，我特别特别的嘱托他老人家：“爸，以后我娘的身体一旦有任何风吹草动，您一定要第一时间打电话给我，不管半夜还是黎明，千万不能拖！心肌梗死这病，可是瞬间定生死啊！”
我蹲在地上，两手插在头发里，其实是几根疏疏落落的头发插在我的指缝里。我还陷在责怪父亲的恼怒中，父亲却提醒我，外面有车在连续鸣喇叭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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救护车发出狰狞的尖啸，在宽阔的炒沙路上风驰电掣般狂奔。田野、村庄、树木……一切都像刚刚从晨曦中被唤醒的样子，擦着车窗玻璃飞速向后退。
父亲坐在副驾驶座上，我扶着母亲坐在后排，车里没有人说话。母亲闭着眼睛倚着车座靠背，仿佛静静的睡着了。她太虚弱了。但我不能让她睡——经年累月受医学知识熏陶的救护车司机告诫我，千万不能让你娘睡着，否则就可能醒不转了。我一边轻轻拍打母亲的肩背，一边不停地呼唤着：娘，娘，娘……
车程过半时，远在新疆的弟弟打来视频电话，他想看看母亲，跟她说说话。尽管我一再加大拍打的力度与呼唤的音量，无奈母亲只能把眼皮抬起一半，三秒钟后又像闸门一样直落下去。弟弟终于在一次一次的失败中流着眼泪放弃了。他红着眼睛跟我说：“哥，娘就拜托你了。”我用力点点头，心里想，我只有拜托上帝了。
清晨路上车少，也由于救护车的特权，80分钟的车程50分钟就到了。母亲被直接送入了住院部，医院，还是19楼的19病室，只是病房掉了个头，从东端来到了西端。
稍作检查后，医生把我和父亲叫过去，说：“病人情况很不好，必须马上手术，做还是不做，你们尽快决定。”
“可不可以不做手术？”父亲小心翼翼的问医生。
我知道，老爷子是在替已几乎失去知觉，完全丧失表达能力，相濡以沫几十年又惯于驯服的老伴做最后一次象征性的争取。
医生瞪了父亲一眼：“心脏三根血管，已有两根完全堵塞，另一根也堵掉了85%，除了植入支架，别无选择。而且病人的情况已耽搁不起了！”傻子都能听出来，这哪是征求意见，是最后通牒！
医院出具的知情同意书上签了字，按了手印。医生把母亲上次住院的病历资料交还给我时，补问了一句：“为什么上次住院不把手术做了？”父亲与我同时望向对方，无言以对。
母亲躺在手术推车上很快被送进了手术室。主持手术的医生是个瘦高个男子，白大褂、白口罩和白帽子把他包裹得只剩下两只眼睛、鼻子和鼻子两边各一小片脸在外面，显得神秘高深，又凶吉难测，但他坚毅干净的眼神又让我增添几分踏实和希望。
医生说：“病人情况不乐观，但我们会竭尽全力。”手术室的门随后就关闭了。那一刻，我觉得母亲和我是被隔离拘押在两个不同的时空、不同的宇宙，母亲是人质，我则是随时等候审判结果的囚犯。
我不知道父亲此刻在干什么，我也不知道我该干什么？我在手术室外的走廊里至少走了个来回，在长椅上坐下又站起起码循环了50次。我脑子里乱糟糟的，好像武火煮着一锅沸腾的粥，里面充斥着各种奇怪的声音和恐怖的画面，其中有一个声音仿佛在旷野上由远而近，又由近而远的反复传响：你就要没有娘了，没有娘了……
待我回过神来，手术室的门开了。瘦高个医生亲自推着母亲出来，说：“手术很成功，只用了38分钟。”手术推车上的母亲已醒过来，在麻醉药的安慰下平静地微笑。父亲扑过去，哭了。
我打开手机，细细数了一下，38分钟里，一共有23个未接电话，32条待回
